4Cf6w9JiUei capital.huanqiu.comarticleESG视点 | 长期资金为什么不愿意进入气候投融资的“黄金赛道”?/e5d59phvs/f8c7sm40k/f8c7u9h1n我国自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就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促进目标达成,其中资金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预测,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到139万亿元,这意味着达成目标之前需要有持续的大量的资金投入,除政府出资外,更需要引入大量社会资本,靠市场来发挥作用。2021年,《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出台,气候投融资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助推器,但由于这种投资周期比较长,投资资金量比较大,更最重要的是投资回报率低,因此市场投资热情并不高,如何将社会资金成功引导至此类项目,有效推动国家自主目标的落实就成为重中之重,为此,环球“ESG”会客厅邀请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胡柯华、嘉实基金ESG研究部负责人韩晓燕,分别从政府、投资机构、企业端角度谈了他们的观察、思考和建议。气候投融资主要缺的是长期资金资金问题不但是中国气候治理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难题。柴麒敏说:“资金一直是整个《巴黎协定》气候谈判最核心的问题。全球2030年要实现温室气体峰值,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些目标定了之后就要看实施机制,而任何一个实施机制,不管是技术还是能力建设都要花钱。” 那么具体需要多少钱呢?他解释说,如果温升超过二度以上,全球每年要遭受的经济损失,按照目前的保守估算大概是四十四万亿美元到七十二万亿美元。就算以最低的四十四万亿美元计算,如果现在进行干预治理的话,全球每年平均要拿出十万亿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2021年中国、美国和欧盟三个全球最大经济体GDP的总和,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这么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呢?这一赛道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绿色低碳项目的投资大部分都周期比较长,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钱并不能够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需要不同时间价值的资金出现,但现在比较短缺的并不是短期资金,主要是缺长期资金。”柴麒敏说。对此,目前全球的解决办法是,从国家层面,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成立了一个全球气候基金,包括在多双边的框架下还有很多资金机制,各国政府也都出一些资金,“这部分资金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长期的投资,这往往是市场上不愿意投的,但目前来看也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经济价值,所以只能是政府在投。”但显然只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据估算,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从2030到2060年,每年则需要投入3.9万亿元。但中国每年公共预算的投入大致是几千亿,“这个资金要是放在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已经不少了,但是放在全国的话这个资金量是远远不够的,大概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因此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进来。”柴麒敏说。但社会资本的趋利性导致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社会资本往往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好的定价机制或者激励约束机制,就是追求短期经济回报,怎么使这部分资金未来有长期的考量,能够解决短期长期期限错配的问题,其实就变成在气候领域投融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说。解决长期资金的两个主要途径那么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呢?柴麒敏认为,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鼓励,就是胡萝卜政策,给甜头,比如把资金成本算得比较低,政策上再给予补贴或者减税。另一种则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惩罚,既大棒政策,让企业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做这部分投入未来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损失,比如无法进入大型企业供应链等等。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要探索出好的商业模式,让资金认识到价值,心甘情愿的进入。他说:“包括刚才提到国家推动的气候投融资,其实就是希望从外部的政策环境包括资金本身来解决商业模式,希望能够自下而上地做很多探索和创新,即让企业和地方自下而上去试,试了以后发现有好的模式再推广,这是整个改革实验成本最低的方式。”除了通过金融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在政策方面也做了支持。“2022年央行出台再贷款政策和货币支持工具,就是以相对比较低的再贷款和利率撬动商业机构对碳减排相关项目的投资,目前差不多也有三千多亿的贷款发放,包括绿色贷款、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目前这两项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信贷余额应该是全球第一,绿色债券累计发行的规模基本上数一数二,突破一点三万亿。”他说。当然,气候投融资是一个系统系的工作,柴麒敏认为目前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信托,包括资本证券市场上大量的新产品以及绿色保险,实际都是在集合发力,解决气候投融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除此之外,他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非常基准的机制,就是碳定价,未来如果要对绿色减排这类行为给出一个价格,就可以据此对很多资产进行定价,同样也可以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和成本进行评估,市场就会有很多产品创新,这样就会激发市场这方面的活力,推动更多投融资的机制落地。”他说。投资机构怎么看待这一“蓝海”?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片价值未被充分认知的“蓝海”。那么投资机构是怎么看的呢?嘉实基金ESG研究部负责人韩晓燕认为,虽然比起银行体系,资产管理行业在资金体量和信贷对绿色金融的支持方面还刚刚起步,但支持低碳转型的资金量将会越来越大,包括个人养老都会逐步配置到相关的权益、债券资产中。她以公募基金行业为例,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追逐短期投资收益非常明显的行业和领域,虽然目前也存在期限错配等问题,但一些走得比较靠前的公募基金其实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探索。“我们其实一直在自上而下的做投研,包括长期资产配置框架,思考怎样基于轻量化的风险和机遇的因素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这样影响的并不是单独某个基金产品或者工具,而是能够自上而下牵动或者撬动的是更多公司层面甚至行业层面的更多资金。”韩晓燕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量把所谓的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很长期的主题变成自上而下的布局,包括现在市场有很多公司在推碳中和的基金产品,她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尝试,但她同时认为,同业更应该要做的是推动标准的达成,“我们在资产配置框架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共识,比如低碳绿色相关的资产如何界定,然后在这种指引下,大家对绿色和低碳融资的界限和项目企业的类型会更有共识,发行相应的产品就会有统一的标准,确保绿色资金确实能够投向这些领域,而不仅仅是我的绿色基金持仓和另外一家绿色基金持仓有什么区别。” 她说 。“所以,现在我们急需提出的是更多的ESG或者绿色相关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从官方认可的共识性的标准。” 她强调说。而且,这一标准可能是一整套体系,比如信息披露和核查标准,企业ESG和气候信息变化披露标准、评价标准以及监管界定ESG资产和产品等。除此以外,她认为投资机构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做,就是跟投资的标的,即被投企业做更深入的沟通,发挥自己的优势,把自身在各行各业的一些积累,包括对产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标准的认知,国际国内的政策考量,在跟上市公司交流的时候传输给他们,带动企业。企业的主动与惰性那么企业端是否如韩晓燕所期待的那样,在投资机构的带动下积极参与呢?它们实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胡柯华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日常跟企业打交道比较多,他认为跟投资机构和银行一样,在双碳方面的投入上,企业也是会算账的,只是减碳后算帐的思路和路径跟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企业是算自己的利益,现在算碳的话不仅是要算自己的利益,说大一点是要考虑社会责任,说小一点是要考虑客户,就是对客户负责。”他说。导致企业发生这一巨大改变的是周边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范围三的倒逼,致使企业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提升,“你是你的客户的范围三,你的客户如果想明白这件事情,一定会要你减少向自己的碳排放输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重点企业都明白这道理,如果客户还不明白的话,可能就会像柴主任说的那样会被剥离出主流供应链。”胡柯华说。当然,在明白利害关系和实际执行落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要走。胡柯华以纺织行业为例,由于这一行业上市企业的估值相对都不会太高,市盈率不太高,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不会太高,会更强调短期回报,“如果今天关个门店,明天表现又不太好,不仅会在报表上产生变化,也会在资本市场上有反映,企业就会很敏感,传统的投资机构可能也会回避。”他说。他介绍说,由于这个行业回报稳定,有很多其它短期可以实现更好回报的方式,这导致企业因为趋利而摇摆,因为有利可图,做衣服做得好好的会去做别的行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发现还是主业比较好,回报稳定,能快速提供现金流,再快速回身投资。而ESG则没那么明显的效果,尤其传统的大型企业转向ESG,资本市场没有那么快的反应,“我们的行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动作,包括发布ESG报告等,但资本市场好像没有感觉,股价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如果上产品就会很容易引起反应。”他说。目前,气候投融资各项相关工作还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作为一项政策性引导性金融工具,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必将会遇到各种阻碍与问题,资金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政府、投资方、企业等相关各方坚持长期主义,定会在这一赛道中找到合力的推动方式。1682576599191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张玮环球网168257659919111[]{"email":"zhangwei@huanqiu.com","name":"张玮"}
我国自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就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促进目标达成,其中资金问题成为最大的挑战。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预测,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到139万亿元,这意味着达成目标之前需要有持续的大量的资金投入,除政府出资外,更需要引入大量社会资本,靠市场来发挥作用。2021年,《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出台,气候投融资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助推器,但由于这种投资周期比较长,投资资金量比较大,更最重要的是投资回报率低,因此市场投资热情并不高,如何将社会资金成功引导至此类项目,有效推动国家自主目标的落实就成为重中之重,为此,环球“ESG”会客厅邀请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胡柯华、嘉实基金ESG研究部负责人韩晓燕,分别从政府、投资机构、企业端角度谈了他们的观察、思考和建议。气候投融资主要缺的是长期资金资金问题不但是中国气候治理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难题。柴麒敏说:“资金一直是整个《巴黎协定》气候谈判最核心的问题。全球2030年要实现温室气体峰值,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些目标定了之后就要看实施机制,而任何一个实施机制,不管是技术还是能力建设都要花钱。” 那么具体需要多少钱呢?他解释说,如果温升超过二度以上,全球每年要遭受的经济损失,按照目前的保守估算大概是四十四万亿美元到七十二万亿美元。就算以最低的四十四万亿美元计算,如果现在进行干预治理的话,全球每年平均要拿出十万亿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2021年中国、美国和欧盟三个全球最大经济体GDP的总和,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这么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呢?这一赛道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绿色低碳项目的投资大部分都周期比较长,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钱并不能够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因此需要不同时间价值的资金出现,但现在比较短缺的并不是短期资金,主要是缺长期资金。”柴麒敏说。对此,目前全球的解决办法是,从国家层面,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成立了一个全球气候基金,包括在多双边的框架下还有很多资金机制,各国政府也都出一些资金,“这部分资金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长期的投资,这往往是市场上不愿意投的,但目前来看也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或者经济价值,所以只能是政府在投。”但显然只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据估算,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从2030到2060年,每年则需要投入3.9万亿元。但中国每年公共预算的投入大致是几千亿,“这个资金要是放在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已经不少了,但是放在全国的话这个资金量是远远不够的,大概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因此还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本进来。”柴麒敏说。但社会资本的趋利性导致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社会资本往往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好的定价机制或者激励约束机制,就是追求短期经济回报,怎么使这部分资金未来有长期的考量,能够解决短期长期期限错配的问题,其实就变成在气候领域投融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说。解决长期资金的两个主要途径那么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呢?柴麒敏认为,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鼓励,就是胡萝卜政策,给甜头,比如把资金成本算得比较低,政策上再给予补贴或者减税。另一种则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惩罚,既大棒政策,让企业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做这部分投入未来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损失,比如无法进入大型企业供应链等等。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要探索出好的商业模式,让资金认识到价值,心甘情愿的进入。他说:“包括刚才提到国家推动的气候投融资,其实就是希望从外部的政策环境包括资金本身来解决商业模式,希望能够自下而上地做很多探索和创新,即让企业和地方自下而上去试,试了以后发现有好的模式再推广,这是整个改革实验成本最低的方式。”除了通过金融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落地,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在政策方面也做了支持。“2022年央行出台再贷款政策和货币支持工具,就是以相对比较低的再贷款和利率撬动商业机构对碳减排相关项目的投资,目前差不多也有三千多亿的贷款发放,包括绿色贷款、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目前这两项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信贷余额应该是全球第一,绿色债券累计发行的规模基本上数一数二,突破一点三万亿。”他说。当然,气候投融资是一个系统系的工作,柴麒敏认为目前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信托,包括资本证券市场上大量的新产品以及绿色保险,实际都是在集合发力,解决气候投融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除此之外,他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非常基准的机制,就是碳定价,未来如果要对绿色减排这类行为给出一个价格,就可以据此对很多资产进行定价,同样也可以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和成本进行评估,市场就会有很多产品创新,这样就会激发市场这方面的活力,推动更多投融资的机制落地。”他说。投资机构怎么看待这一“蓝海”?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片价值未被充分认知的“蓝海”。那么投资机构是怎么看的呢?嘉实基金ESG研究部负责人韩晓燕认为,虽然比起银行体系,资产管理行业在资金体量和信贷对绿色金融的支持方面还刚刚起步,但支持低碳转型的资金量将会越来越大,包括个人养老都会逐步配置到相关的权益、债券资产中。她以公募基金行业为例,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追逐短期投资收益非常明显的行业和领域,虽然目前也存在期限错配等问题,但一些走得比较靠前的公募基金其实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探索。“我们其实一直在自上而下的做投研,包括长期资产配置框架,思考怎样基于轻量化的风险和机遇的因素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这样影响的并不是单独某个基金产品或者工具,而是能够自上而下牵动或者撬动的是更多公司层面甚至行业层面的更多资金。”韩晓燕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量把所谓的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很长期的主题变成自上而下的布局,包括现在市场有很多公司在推碳中和的基金产品,她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尝试,但她同时认为,同业更应该要做的是推动标准的达成,“我们在资产配置框架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共识,比如低碳绿色相关的资产如何界定,然后在这种指引下,大家对绿色和低碳融资的界限和项目企业的类型会更有共识,发行相应的产品就会有统一的标准,确保绿色资金确实能够投向这些领域,而不仅仅是我的绿色基金持仓和另外一家绿色基金持仓有什么区别。” 她说 。“所以,现在我们急需提出的是更多的ESG或者绿色相关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从官方认可的共识性的标准。” 她强调说。而且,这一标准可能是一整套体系,比如信息披露和核查标准,企业ESG和气候信息变化披露标准、评价标准以及监管界定ESG资产和产品等。除此以外,她认为投资机构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做,就是跟投资的标的,即被投企业做更深入的沟通,发挥自己的优势,把自身在各行各业的一些积累,包括对产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标准的认知,国际国内的政策考量,在跟上市公司交流的时候传输给他们,带动企业。企业的主动与惰性那么企业端是否如韩晓燕所期待的那样,在投资机构的带动下积极参与呢?它们实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胡柯华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日常跟企业打交道比较多,他认为跟投资机构和银行一样,在双碳方面的投入上,企业也是会算账的,只是减碳后算帐的思路和路径跟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企业是算自己的利益,现在算碳的话不仅是要算自己的利益,说大一点是要考虑社会责任,说小一点是要考虑客户,就是对客户负责。”他说。导致企业发生这一巨大改变的是周边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范围三的倒逼,致使企业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提升,“你是你的客户的范围三,你的客户如果想明白这件事情,一定会要你减少向自己的碳排放输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重点企业都明白这道理,如果客户还不明白的话,可能就会像柴主任说的那样会被剥离出主流供应链。”胡柯华说。当然,在明白利害关系和实际执行落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要走。胡柯华以纺织行业为例,由于这一行业上市企业的估值相对都不会太高,市盈率不太高,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不会太高,会更强调短期回报,“如果今天关个门店,明天表现又不太好,不仅会在报表上产生变化,也会在资本市场上有反映,企业就会很敏感,传统的投资机构可能也会回避。”他说。他介绍说,由于这个行业回报稳定,有很多其它短期可以实现更好回报的方式,这导致企业因为趋利而摇摆,因为有利可图,做衣服做得好好的会去做别的行业。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发现还是主业比较好,回报稳定,能快速提供现金流,再快速回身投资。而ESG则没那么明显的效果,尤其传统的大型企业转向ESG,资本市场没有那么快的反应,“我们的行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动作,包括发布ESG报告等,但资本市场好像没有感觉,股价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如果上产品就会很容易引起反应。”他说。目前,气候投融资各项相关工作还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作为一项政策性引导性金融工具,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必将会遇到各种阻碍与问题,资金的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政府、投资方、企业等相关各方坚持长期主义,定会在这一赛道中找到合力的推动方式。